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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考”精神与党的“适应性”能力刍议

发布时间:2019-06-18 13:13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教授李海新

  2013年7月11日,习总书记到西柏坡视察时强调指出:“当年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同志说是‘进京赶考’。 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深刻把握赶考精神,加强党的适应性能力建设,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政党适应性 (Party Adaptation) 是指政党组织在政治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它是政党组织发展的一种动态过程。”中国登上政治舞台后,历经革命到建设、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农业国向工业国迈进的急剧转型,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也在逐步发生变化,每一个历史转折期,党的生存发展都面临的一个政党适应性命题。“政党转型时期,政党适应性则是关系政党盛衰存亡的大问题。”增强政党适应性是政党保持先进性的必然要求。

  一方面,政党的适应性表现为政党自主地增强对环境变化的敏感度与反应力,按照既定目标整合社会力量,增添新的社会变量,积极应对新环境的挑战,妥善处置各种社会矛盾,力求全社会行为与观念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在其所处环境下,调整意识形态,重建组织体系,转变自身应对新的挑战,政党自身开始发生重大的适应性变革。

  增强政党的适应性能力命题包含着多重的价值尺度与基本要求。如政党长远目标与近期任务的调试;政党的价值理念与行为规范塑造;锻造政党的纯洁性;确立与维护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提升制度化水平和道德约束力等等。破解上述命题要求政党领袖及大多数成员能够清晰洞察社会变革所带来的新变化,其一,研究、学习和总结历史上兴衰成败的教训和成功经验;其二,调整意识形态和重建组织体系;其三,政党不断地锻造革新能力,通过全党的意志促进社会的一致性统一;其四,政党必须具备能成功地把新型政治体的统驭力所需要的社会力量吸收进政治系统的能力,这也是建立政党权威的努力方向。

  在社会转型剧烈期,特别是在革命年代,在价值层面还是事实层面都很难得到压倒性的同意的环境中,如何对各种因素加以整合是考量一个政党成熟度的重要标志。西柏坡时期,中国积极适应即将到来的社会剧变,以强烈的自主性做好了迎接新时代的准备,凝练了内涵深刻的赶考精神。

  “赶考”精神萌发于抗战时期,在西柏坡时期形成完备的政党价值观和理论认知,并以党的理论建设、政策准备等实践形态所呈现。“赶考”精神体现的是中国、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兴衰成败经验与教训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方向的理性思考,是中国改造社会、改造中国,顺应时空变迁立志不堕的革命情怀。

  自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以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曾经有过大大小小数百个政党,林林总总,旋立璇散。其根本之点在于这些政党是以政治斗争“工具”形态而问世,缺乏顺应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论和政纲。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痛感“吾人之生命财产,国家之存亡,种族之存亡,均仰息于眈眈虎视之强邻手中”,为此奔走呼号,组团体,启明智,倡权利,以张扬的理性精神,表达自身对于社会、历史、文化的独特思考和鲜明的“公共关怀”。自中国成立后,在每一个社会历史发展的节点,党都能高瞻远瞩地提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和任务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保证了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在进京前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面对即将到来的胜利,高瞻远瞩地指出:“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估计我们终久会要向他们讨乞才能活下去。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可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西柏坡时期,中国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党面临的环境和条件开始发生变化。中国清醒地意识到这将给党的工作和任务及其党本身带领新的挑战。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和准备,党为“赶考”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在西柏坡时期,中国为建立新中国,为实现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总任务做了扎实且富有成效的理论准备。

  一是确立了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1948年,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上,在报告中首次比较系统明确地回答了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问题。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在报告中就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提出了“两个团结、一个彻底打倒、一个建设”的方针,确立了以人民民主专政为核心的新的政治上层建筑,成功地解决了中国历史进程中的根本政治制度问题,为建立新中国锻铸了一块长治久安的坚固磐石。

  二是确立了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在西柏坡,曾多次论述,新中国的国家政权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实践和探索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同纲领》体现了党在西柏坡时期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探索的最高成果,从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而确定下来。

  三是奠定了新中国政党制度的基础: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民主政治的特色和优点,它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必然产物。西柏坡时期,中国为这种制度的形成奠定了极其重要的基础,以“五一口号”为标志,中国的政治纲领得到了各派和无党派人士极大的拥护,各派纷纷与决裂,来到解放区,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积极筹备建国,确定了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基本政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1949年9月21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标志着中国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正式形成,新中国政党制度和政党关系被确定下来。

  西柏坡时期,中国面临如何建设新中国的艰巨而伟大的任务。在中共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对中国的基本国情进行了最初的基础分析,确定了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目标和方向,并考察了新中国的主要矛盾和五种经济结构,规定了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提出进城后要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的思想,要求全党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在战术上重视困难,很快地学会生产、商业、银行等技术和管理工作,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郑重地宣布:“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关于新中国建设的基本政策。中共七届二中会从基本国情出发,提出了建国后应采取的基本经济政策:一是没收官僚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使这一部分经济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二是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利用和限制的政策。三是对占国民经济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适时地、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方法是通过“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等形式来实现。四是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西柏坡时期,中国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变成一个即将掌握全国政权的党。这就意味着,党的政治地位和历史使命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在主观上必须围绕执政党的新要求、新任务来推进党的建设,真正实现从革命党的角色向执政党的角色转变,以使党能够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引领发展进步。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郑重指出:建设一个新世界,要比破坏一个旧世界,“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要求全党同志对此要有清醒的头脑,经受住胜利和执政的考验,不要因为胜利而骄傲,以功臣自居而腐化堕落,要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这样才能保持党的革命本色,保证不断地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和中共中央强调执政党建设,提出“两个务必”,“就是要使它成为一个政治保证。”会议把执政党建设问题尖锐地提到全党面前。根据的提议,作出了不作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等六条规定。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特别强调严格党的纪律性,以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1948年6月11日,根据的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全党重印了列宁《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第二章,并写了《前言》,指出:如果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国没有极严格的真正的铁的纪律,我们就将不能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而且不能保持已经取得的胜利。1948年九月政治局会议,进一步讨论了加强党的纪律和发展党内民主的问题。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一方面强调全党同志要以全力来做这件事,要在战争的第三年内,在全党全军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状态,把一切应当集中的权力集中在党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中;另一方面强调“发展党内民主”,指出“我们党内是有民主的,但是还不足或者缺乏,现在要增加。办法是用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代替干部会议。”任弼时也指出:执行纪律是无条件的,但养成纪律是有条件的。一个条件是要学习掌握马列主义理论,掌握政策;第二个条件是建立制度,制订法令。“我们由乡村走向城市,更须强调统一和纪律,才可以避免出现类似张国焘的问题。”“故需加强纪律性,统一集中,请示报告,服从纪律。不然,我们就不能战胜国际国内资产阶级的影响。”

  在这次会议前后,为克服各地存在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加强党的纪律性和发展党内民主,在全党建立健全了各种制度。1948年1月7日,就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书记亲自动手,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随后,中共中央又接连发出了《关于严格执行报告制度之检讨的指示》、《执行报告制度的重要性》等文电,进一步阐明了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加强纪律性和发展民主的重要性。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对各级党组织的权限和请示报告制度等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

  西柏坡时期,为了加强纪律和发展民主,中国还建立了党委会议制度。1948年9月2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

  请示报告制度、党委会议制度、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制度,是中国的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党的政治生活中的运用和发展,这对于健全党的经常的正规的各种制度,健全党的政治生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及随之而来的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使得“农民居民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昔日生活在乡村社会最底层、在政治上毫无地位可言的贫、雇农,一夜之间成了农村中的主人,而昔日把持乡村社会、政治生活的地主、富农却一夜之间变得威风扫地,落到了在乡村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毫无地位可言的最底层”。农民政治地位的提高,为新中国新型的农村基层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土地改革的过程也是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过程。这个过程完成后,全国建立了上下相通、城乡相通的统一政权,形成了一种有利于国家向现代社会发展的新的、民主的、自由的社会关系。通过土地改革,新政权获得了农民的高度信任,使他们成为新生的人民政权稳定的社会基础。通过土地改革,长期把持农村政治的豪绅势力、宗族势力让位与中国领导下的政府和民众组织,使政府的权威和组织动员能力空前提高,直接深入到村和农户。通过土地改革,农村的政权基础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以地主豪绅和宗族为基础的乡绅统治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由组织、农会以及共青团、妇联等群众组织为基础的现代政府管理。这对中国农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进步。由于中国的绝大部分人口在农村,这就为中国后来进行的急剧社会制度变革和大规模动员社会资源奠定了基础。

  九月政治局会议鉴于中共中央提出的召集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已得到一些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响应和支持,决定组织他们的代表人物来解放区,准备在1949年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以取代反动统治。七届二中全会进一步确定,新中国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明确指出:中国必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同时团结尽可能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并强调: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政权的组织形式,应该采用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应当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还强调与各派及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的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会议批准了由中国发起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

  “作为中国现代政党的杰出代表,中共及各派自产生之日起就在挑战中生存,于适应中演进。尤其是在解放战争时期,两者充分体现了各自作为政党的适应性,就实现各政党共同发展的政治道路进行了积极探索,最终确立了建国之初中共领导下多党合作的政党格局。” “从更深层意义上看,中共在政党传统理念与中国客观时势的矛盾冲突中找到了关键的契合点,简言之即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这种探索、实践的过程,不但突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更充分体现了中共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强大的适应性。”

  西柏坡时期,中国不断调适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总体特征开始由“革命型”向“建设型”转变。

  土改和整党使中国广大解放区的社会意识有了一个大的飞跃。广泛的土地改革运动,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社会性变革,在这场运动中,翻身农民树立了跟着走、团结对敌的共同理念。经过全党整风,中国的马列主义、思想的水平空前提高,加强了组织性和纪律性,形成和发扬光大了依靠群众、相信群众、注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等优良作风。正是有了这样的精神支持,中共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正确地解决了走完中国式的革命道路和走上中国式的建设道路的新的历史课题。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关头,所形成的西柏坡精神把党的优良的革命历史精神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和新境界,“它的最大特点在于充分表现了革命者在敢不敢胜利问题上的坚定不移和对胜利后革命前途的冷静思考”。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五一口号”中响亮地提出:“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号召“全国各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五一口号“的发布后引发的热烈响应表明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化”进步。1949年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等55名各派和民主人士,在联合发表的《我们对时局的意见》中明确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独立、自由、和平、幸福”成为全社会的共同价值追求和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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